教育主管部门欲以行政命令扑灭补习之风，这就如同自己创造了一个市场，而又宣布这个市场不许存在。结果显而易见，那就是市场继续存在，而禁令不过是可以随时抓一两个“坏典型”的依据罢了

　　日前，有媒体播出了成都10万学生暑假补习的报道。

　　报道播出时，学生们这个无休假的假期已经接近尾声。报道的“延时”，有意也好，无意也好，使暑假补习能够“善始善终”地进行。是暑期补习只有成都没有治好，还是暑期补习已成惯例，没有了“新闻价值”，让人失去了谈论的兴趣？

　　世界各国的学校教育制度，都会设置相当长的寒暑假，这对于学生和教师的休息、调整必不可少。利用本该休息调整的假期进行补习，也许会使参加补习的学生考得更好，甚至也能让人产生“时间利用有效”的感觉。但至少到目前为止，还没听说哪个国家，会为了学生“学得更多更好”而取消寒暑假。

　　对学生和家长来说，选择补习无可厚非，他们需要获得更高的分数。但教育的成功，不在于考得更好，而在于收获国民素质、人格健全、人才创造力和求知的快乐。对整个社会而言，分数是无意义的。补习泛滥很可能导致以科目分数替代素质、人格、创造力和快乐的倾向，它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支出，购买到的是一种负向的社会收益。因此，解决补习问题是一个教育管理问题，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。

　　报道中，有民办教育机构和教育专家认为，民办教育机构举办补习班，符合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，而教育主管机关不许教师到补习班授课的禁令之所以难以奏效，其根本问题还在于高考指挥棒。

　　这种看法不无道理。归根结底，市场对补习的旺盛需求，是由各式各样的考试所带动的。而反过来，补习的“繁荣”又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——教育部门因为补习产生了“会解难题的好学生”而提高考试难度，否则不足以区分学生的高下。这样，补习与考试之间就形成了“良性循环”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欲以行政命令扑灭补习之风，这就如同自己创造了一个市场，而又宣布这个市场不许存在。结果显而易见，那就是市场继续存在，而禁令不过是可以随时抓一两个“坏典型”的依据罢了。

　　因此，对于大规模的补习，我们需要思考的，不仅是现象本身，更是对教育目的的思考：我们培养的是“应试工具”，还是思考与创造的主体？国家举办教育的目的，决定国家教育考试制度；国家教育考试制度，决定教育评价的标准。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，需要怎样的未来，这些更根本、更长远的问题，恐怕就不单单是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考虑的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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